202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以下简称《科普法》）第一章“总则”的第一条把科普置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的重要位置；202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2]。新时代，科普影视作为重要载体之一，不仅承担知识普及功能，更成为传递科学精神、构建科学文化、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重要媒介。在全球科学传播形式多元化，特别注重可视化与互动化趋势背景下，中国科普影视创作亟须从自发的经验积累走向自觉的理论建构。在上海，依托百年科影传统与开放包容的城市基因，“海派自然科普影视”学派日渐成熟，亟须进行系统论证，完成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构建的关键一跃。

影视，作为一种以视听语言综合呈现的艺术形式，通过画面、声音、故事情节等来传达与表现。学者黄雯认为，“科普影视”指的是“以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为目的，或虽无明确的科普目的但实质上产生了科普效应的影视作品，包括科教电影、科幻电影、科教节目、科学类电视剧及相关的电影电视作品”^[3]。从相关文献来看，围绕科普影视的研究已有不少，部分学者简单梳理了中国科普影视的发展过程^[4]、探讨科普影视的传播策略^[5]，此外还有科普动画^[6]、科普特效^[7]等应用层面的研究，但对科普影视的学术构建，特别是对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区域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关注明显不足。这一研究空白，既为学术探索留下了空间，也为“海派自然科普影视”学派的孕育提供了现实土壤。

学派形成需要历史积淀与理论提炼。科普影视在上海已历经百年。191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设立影戏部，从事教育片和风景片的摄制^[8]8。1953年2月，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海科影厂）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专业生产科教电影的基地^[8]40，开启了中国科教影视的黄金时代。20世纪90年代“影视合流”，上海科影厂的创编人员并入上海广播电视台，推动科教片适应电视传播规律，实现叙事语言与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新世纪以来，上海科技馆与上海广播电视台深度合作，以王小明为代表的科学家团队和项目管理团队，与以上海广播电视台项先尧导演为代表的制作团队，制作《中国珍稀物种》系列作品，实现了从传统科教片到现代自然科普纪录片的美学升级与创作探索，该系列也成为上海科教影视的代表作品。此后，由4D、8K等技术赋能的《金毛大圣——川金丝猴》（2014）、《雉鸡秘境》（2017）等在大银幕上与观众见面。2026年1月，在项先尧科普作品研讨会上，构建“海派自然科普影视”学派的设想正式提出。以下，将从上海科教影视的历史脉络、创作特点、实践智慧、核心理念与当代价值五个维度进行阐释，并提出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海派自然科普影视”学派。

（一）上海科教电影的发轫与奠基

自1953年成立，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作为全国三大科教电影生产基地之一的上海科影厂，汇聚了以羽奇、杜生华、蔡锋、殷虹、席志杰、夏振亚、王为光、高翔等为代表的核心摄制团队，摄制了农业、工业、医学、地理、天文、生物等领域的千余部影片，构建了题材广泛、内容扎实、形式多样的创作格局。这些作品不仅包括《水土保持》（1953）、《泥石流》（1968）等反映自然规律与防灾治理的影片，也有《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1961）、《细胞重建》（1984）等探索生命科学的先锋之作，更有一大批如《毛竹》（1971）、《棉花麦后移栽》（1983）等直接服务农业生产的技术推广片。这些影片在风格上普遍体现出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清晰易懂的表达方式，以及基于电影语言的叙事探索，尤其在显微摄影、延时摄影、动画演示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的技术经验，曾多次荣获国内外重要奖项，在中国科普影视史上具有奠基性与标杆性的意义。

（二）“影视合流”时期的媒介探索

1995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转型，中国影视行业进入“影视合流”的体制与市场转型期。上海科影厂保留了一支精干的留守创作组，汇集了蔡锋、项先尧、董国新等导演，洪孝涌、丁建新、董金富、江承惠等摄影，以及录音、美工、音乐、解说等工种的少数骨干力量。此举为转型期后的“海派自然科普影视”复兴保存了“火种”。1998年至2001年间，《防治稻飞虱》（1998）、《间作套种技术》（1998）、《水稻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1999）、《农家储粮技术》（1999）、《平衡施肥》（2000）、《防治美洲斑潜蝇》（2000）、《怎样控制茶叶农药残留》（2001）、《合理使用农药》（2001）等一批高质量的科教电影陆续面世。

这一时期的创作已然开启了电影经验与电视语态融合的初步探索。在电影经验的传承方面，这批作品延续了上海科影厂数十年来积淀的创作态度与摄影技艺。以《防治美洲斑潜蝇》为例，影片充分发挥了上海科影厂在生物题材拍摄上的传统优势，运用显微、放大、延时、逐格等特种摄影手段，将美洲斑潜蝇的生活史呈现得生动直观、条理清晰。这部影片最终荣获2000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科教片奖。在叙事节奏、表达方式上，这批作品开始回应电视媒介的传播需求。如《防治稻飞虱》运用大量农田实景镜头，层层剖析稻飞虱危害水稻的成因与后果，介绍其来源、迁飞路线及监测防治方法，既保持了电影级的技术精度，又从叙事结构上力求使科学知识传播更加明晰易懂，获得1998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科教片奖。

经过数年调整、磨合，上海科影厂的创作人员逐步融入电视台的节目创作体系^[8]139，先后推出“科技英才”“科技大视野”“名医大会诊”等科技栏目，并摄制了一批兼具科学内涵与社会热门话题的科普专题片，如《银幕上的教授》（2003）、《留下蓝天绿水》（2004）、《蓝藻暴发——大自然的警示》（2007）、《警惕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危害》（2008）等。

这一阶段，电影级的技术精度与电视化的传播效率开始在同一批创作者手中实现互补融合，也促成了“科普影视”概念的形成。

（三）新世纪科普影视的传承与创新

进入21世纪，国家将科普工作视为“加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强调“把提高国民科技素质作为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石”，应“选择重点题材，摄制一批高水平的科普电影、电视片，经常性开展科教电影、电视片汇映活动”^[9]。中国科普影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随着高清、超高清、航拍等技术的迭代，自然题材的影像表达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视觉手段。当技术与媒介的障碍被逐一跨越，创作者们得以将目光投向更宏大的命题，即如何以中国视角、东方美学，向世界讲述中国的自然故事。

2009年，上海科技馆与上海广播电视台合作，启动《中国珍稀物种》系列自然科普纪录片的创作。以上海科技馆时任馆长王小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天厚、丁由中、王正寰等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从项目顶层设计层面为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深度参与选题策划与科学把关。同时，在项目推进中吸纳并培养了一批管理能力强的青年骨干，协调把控项目进度，确保每一部作品在科学严谨性与创作效率之间达成平衡。

这一时期，以项先尧、丁建新、卢鸿新、洪孝涌等原上海科影厂骨干为核心的资深创作者，在项目实践中吸纳并指导了一批青年人才，逐步形成了一支专业配置完整的创作队伍。其中，郝晓霞等导演承继了叙事建构的创作理念，张小米、黄日华、常无忌、王尧圣等摄影力量迅速成长，刘振宇、施栋、吴蔚奇、裘渊超、沈汉村等人组成的后期制作团队则将非线性剪辑、特效与声音等当代影视制作手段深度融入创作流程。

正是在这一人才与组织基础的支撑下，《中国珍稀物种》系列片历时8年，制作了《中国大鲵》（2010）、《扬子鳄》（2011）、《震旦鸦雀》（2011）、《岩羊》（2012）、《文昌鱼》（2013）、《川金丝猴》（2014）、《松江鲈鱼》（2015）、《藏狐》（2015）等经典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上海科技馆与上海广播电视台积极探索3D、4D、8K等前沿影视技术，制作了《金毛大圣——川金丝猴》等4D电影，力求在极致的视听体验中，将观众带入科学现场，完成从认知到感悟的升华。

这些探索实践进一步丰富了科普影视创作的内涵，也为提出“海派自然科普影视”学派奠定了实践基础。

（一）求真务实的科学内核

科学性是一切科普影视创作的立身之本。上海自然科普影视始终坚持科学内容必须基于实证研究，强调影像的证据功能与科学精神的影像化表达。

“一部纪录片，观众所见只是冰山一角，真正支撑它的是水面之下庞大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框架。”^[10]“冰山理论”揭示了优质科普影视创作的核心规律：影像叙事必须建立在系统化的知识研究与充足的前期准备之上。在项目策划阶段，首先由科学家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提出初步的选题，然后与导演进行多角度深入沟通，共同确定拍摄的主要内容与核心科学命题，构建以科学家、导演、摄制人员为主的跨学科跨领域团队，确保影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有效融合。以《中国珍稀物种》系列为例，王小明、王天厚、丁由忠、王正寰等科学家在项目启动之初，从生态学、行为学、保护生物学等专业视角，为每一部作品的选题定位提供学术判断。他们不仅对相应物种的拍摄价值进行了判断，更深入分析探讨每个物种最值得呈现的科学亮点。这种前置性的科学研判，为后续创作确立了清晰的目标导向。

摄制团队要完成从科学认知到影像表达的知识转化，其间不仅需要收集与拍摄主题相关的研究资料，还要据此梳理出知识图谱。在前期调研时，团队会并行开展影像史学研究，全面评估全球范围内相关主题的视听材料，这样既可以规避重复创作，确立作品的独特性，也可以发现已有相关研究支持的选题空白点，并将其转化为作品的创新突破口。这种文献与影像双重调研的机制，能确保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突破点。如《中国大鲵》拍摄前，团队不仅查阅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还进行了野外观察与录音采样，由此综合判断出这一物种最值得呈现的科学亮点。

（二）系统化的实践智慧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野外创作环境中，上海自然科普影视逐渐积淀并形成了一套完整且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这些方法经过多部作品的创制过程反复检验、不断优化，目前已具有极强的实操性与可复制性。

项先尧提出“种树”的拍摄方法^[11]。首先，开拍前基于前期调研和简单的拍摄提纲，将每场戏的叙事线作为“小树”的“树干”来“种下”。在实际拍摄中，每一天获取的各类镜头素材，则被视为从“树干”上生长出的“枝杈”。每日拍摄结束后，团队会对“树干”和“枝杈”进行对标分析，梳理哪些“枝杈”已经丰满，哪些关键“枝杈”仍然缺失，随后灵活调整后期的拍摄重点与方案，让拍摄工作保持计划性和灵活性的平衡。

项先尧还提出了“看一望三”法，这也是现场拍摄的一个重要创作方法，要求摄制团队在面对一个可预见的、重要的科学行为或事件时，必须基于对该物种行为的科学理解，推演出多种可能的发展走向，并为每一种可能性设计好相应的影像记录方案。这种方法以科学假设为基础，面对实际情况的不确定性制定多种预案，极大提升了在有限拍摄周期内获得决定性镜头的成功率。

在拍摄过程中，还应恪守“拍不到过程，就等于没拍”的创作信条。《中国珍稀动物》系列的每部作品都是基于长期的野外观察与记录完成的，注重通过影像展现科学机制，而非仅向观众呈现科学结论。团队对科学结论、民间传说或流行说法保持审慎态度，用镜头所记录的事实说话，如《中国大鲵》中，通过实验验证大鲵是否“善叫”，体现了科学的怀疑与求证精神；《藏狐》拍摄到藏狐抢旱獭洞穴的全过程，为科学家的结论提供了影像支撑。

（三）内容驱动的创新路径

上海自然科普影视的实践强调，技术手段必须服务于科学内容的准确、深刻与生动呈现，作品应以问题为导向，以科学表达为归宿。

摄制过程中，每一项技术的启用都源于明确的科学表达需求。拍摄方面，显微摄影旨在揭示微观结构；航拍技术用于宏观勾勒物种的栖息地全貌与生态位空间关系；红外摄影服务于对夜行性动物行为的科学记录。在后期制作中，三维动画、特效合成等技术，将抽象的概念、理论转化为直观、易于理解的动态影像。

上海自然科普影视善于通过对常规设备的非常规运用或简易改装，突破拍摄瓶颈。如在《防治美洲斑潜蝇》中拍摄斑潜蝇幼虫在叶肉内的活动时，面对无法直接透视叶片内部的难题，团队创造性地采用了倒置显微镜，利用幼虫蠕动时产生的光影变化拍摄其活动的“剪影”。团队还积极跨界借智，将其他科学领域的成熟技术引入创作，如将核磁共振技术引入《扬子鳄》拍摄，成功获取卵内发育影像；在《文昌鱼》中曾尝试运用光源技术剖析鱼的内部结构，虽未成功，却也可以作为科研设备服务影像表达的一次探索。

海派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刻意求新，从不封闭保守，不断从中国其他地方、流派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吸取养料，博采众长，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海派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特征是“开放、创新、包容”，是“海纳百川”“实事求是”“与时俱进”^[12]以及法治契约精神。

上海自然科普影视作为海派文化在科学传播领域的生动体现，在创作理念上，“开放包容”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国际自然纪录片的成熟经验，并将其转化为本土化的表达方式。国际国内已经对自然纪录片需要讲好故事这一理念达成共识，近年来，我国的自然纪录片也在如何讲好中国自然故事上进行了持续探索。《川金丝猴》就围绕一只年轻公猴的行为轨迹展开叙事，让观众在个体命运起伏中感知物种的生存智慧。与此同时，作品始终坚守“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确保每个镜头都为科学服务。文昌鱼大多在夜间排精、产卵，由于夜间海中光线条件不佳，相关镜头极难捕捉，为此，《文昌鱼》摄制组模拟出夜间水下场景，蹲守48小时终于拍到了这一宝贵的影像资料，填补了该领域的科学影像空白。而《藏狐》摄制组发现藏狐对青藏高原环境适应得很好，决定不去追求情节的紧张感，不去刻意排列组合事件，而是用影片展示出它们与多个物种共同生活的本来面貌。

多种拍摄手段与后期技术交织并用，力求精准呈现科学细节，并营造出丰富的审美意境，这正是“海纳百川”的体现。夜视镜头为《震旦鸦雀》捕捉到了巢中育雏细节，高速摄影在捕捉震旦鸦雀飞行的优美姿态时立了大功，《岩羊》中的一些大场面镜头则采用了当时最新的航拍手段拍摄。无论是以科学家为主导，科普与影视专业人员共同合作的创作模式，还是作品完成后在多国多地、线上线下多种媒介的传播尝试，都是上海自然科普影视“与时俱进”的探索。

《中国珍稀物种》系列片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将科学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其创作既扎根于中国哲学传统与江南地域文化，又以开放的姿态包容现代科学话语，形成一种兼具民族特色与世界表达的科学人文叙事体系，这正是“包容创新”与“文化自觉”的体现。无论是《中国大鲵》对《西泽补遗》中大鲵故事和《尔雅》大鲵记载的引用，《岩羊》中展现的贺兰山岩画，还是《松江鲈鱼》中提到的历代诗词，都是自然科学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在创作中，用“天人合一”“万物有灵”“道法自然”等中国哲学理念解读自然关系，正呼应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当代生态文明思想。这不仅为作品奠定了深厚的哲学基础，更引导观众深入思考生命伦理、生态智慧及人与自然共生之道。同时，制作团队还注重挖掘与呈现区域性科学与文化知识，如《松江鲈鱼》中对江南文化的追溯，《文昌鱼》中对当地童谣的展现，凸显地方特色，引发观众关于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正是在科学求真、方法求实、技术求新、表达求美上的探索，让《中国珍稀物种》系列片获得我国科技、影视行业的重要奖项荣誉：系列片获得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国大鲵》获得2012年度上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0年度科技创新奖科普（影视类）一等奖、第22届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2010年度中国优秀纪录片“短片十佳”等多个奖项。系列作品的成功，也在国际纪录片领域的各大奖项中得到了有力印证：《扬子鳄》获日本野生动物电影节“自然教育奖”，《震旦鸦雀》入围第9届半岛国际纪录片节，《藏狐》荣获2016年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自然类最佳短片奖，《金毛大圣——川金丝猴》于2014年获得3D创意艺术奖“卢米埃奖”的纪录片类杰出贡献奖……这一系列国际认可，意味着中国科普影像正在全球话语空间中构建起自身的识别度与影响力。

在此过程中，科学界对“自然”的理解也发生了转变。以王小明等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强调超越发展—保护的二元框架，构建多物种共存、生态位完整、可循环的人与自然共生体系，并于2022年正式提出“新自然”理念^[13]。这一科学认知的深化，为“海派自然科普影视”学派的构建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引和视野。

正是上述创作特征，使学派具备了从经验走向理论的坚实基础。基于此，本文提出构建“海派自然科普影视”学派，将其定义为：以海派文化为美学底色，以“新自然”为科学认知框架，以影像为表达本体，坚持“科学为核、艺术为体、技术为用、文化为魂”的创作理念，致力于传播科学精神、培育创新文化，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创作流派。

这一学派具备五个基本特征：其一，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从1953年上海科影厂成立至今，形成了70余年不间断的创作传统；其二，有明确的核心概念，完成了对“海派”“自然”“科普”“影视”的当代建构；其三，有系统的创作方法论，形成了“冰山理论”“内容驱动创新”的指导观念，科学家、导演、摄制人员深度融合的跨学科跨领域的拍摄团队，以及“种树”法、“看一望三”法等具有可复制性的实践方法；其四，有持续产出的高质量作品，并获得国内外广泛认可；其五，有稳定的传承机制，构建了新老结合、多学科交叉的人才梯队。

从时代语境来看，进入“十五五”时期，科普影视创作正面临多重历史性机遇与深刻变革。《科普法》明确“科普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强调“国家把科普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1]。该法第十九条规定“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求各界组织并参与科普活动”^[1]，为科普影视创作明确了法治保障。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与“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科学普及的系统部署，为自然科普影视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与价值认同。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科普影视迫切需要形成具有本土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话语，“海派自然科普影视”学派正是对这一时代需求的回应。

从学术价值来看，该学派的构建有助于填补科普影视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理论空白。“海派自然科普影视”学派扎根于上海，长期耕耘自然科普影视领域，相关实践者与研究者已提炼出具有鲜明特色及实操性的创作理念与方法论，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科学传播话语体系提供了范本。

传播方式上，该学派未来将在已有的传播渠道和成效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媒体科普传播网络，持续打造“内容表达多形式、传播多元分发、场景精准适配”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及时传播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并确保传播深度。

当然，“海派自然科普影视”学派尚处于初创阶段，其理论框架与创作范式需要在更多创作者的接续探索中不断丰富、调整与完善。本文建议，通过与学术界、影视界以及社会的合作，构建多元协同的支撑体系，一方面创新资源整合方式，为具有科学深度与艺术追求的创作提供人、财、物等方面的持续、有效支持，鼓励更多年轻创作者带着新视角、新理念加入学派实践，在传承中实现创新；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加持下，拓展传播渠道，快速提升科学内容的覆盖广度、触达深度，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海派自然科普影视”学派的构建，将为自然科学传播提供有效路径，也将为人文社会题材的纪录片创作实践提供可迁移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