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博物学家，我们首先想到博物学，这和我们平常所理解的一个人的博学稍微有点不一样。博物学专门有一个词叫“natural history”，我们通常会把它翻译成自然史，但实际上这里的“history”并没有“历史”的含义。这个“natural history”主要指的是对自然（nature）的一种解释，或者叫作系统解释，英文中专门表示“系统解释”的词叫“description”或“systematic account”。像生物学家被叫作“biologist”，相应的博物学家就叫“naturalist”。所以博物学家也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博物学家关注的是自然。

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对自然的一种探索和研究。历史上著名的博物学家有很多，大约是在17世纪才开始出现博物学家这个称谓。到了19世纪，特别是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博物学家大量涌现并达到了巅峰。也是在19世纪，博物学不仅催生了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等很多现代科学的学科分支，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虽然如今的博物学多被看作是一个“过时”的学科，现今的学校没有教博物学的，无论是教育部还是科技部，都没有这样一种学科分支，但是我认为博物学有一种跨学科的思维，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公认的亚里士多德、林奈这些博物学家，大多生活在瑞典、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大家都知道林奈是双命名法的主要发明人之一，我们今天对动植物的分类用的都是林奈的办法。

那么我们中国有没有博物学家呢？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也有很多。古代的，比如郦道元、沈括、李时珍、徐霞客等。近现代的，丁文江先生算是一位博物学家。因为他不仅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还在地图学、人类学等方面都作出很多开创性的贡献。还有竺可桢先生，因为他在气象学和地理学方面都有突出贡献，也被很多人称为博物学家。除此之外，其他的一些学者可能没有被称为博物学家，但是我认为他们已经具有了博物学家的思维方式。

还有一些公认的科学家，比如说詹纳（牛痘疫苗的发明人），鲜为人知的是，他除了是一位科学家之外，还是一位博物学家。他对哺乳动物、鱼类、鸟类、植物和化石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在业余时间的爱好就是研究这些，尽管他的主要工作可能是医生。还有遗传学家孟德尔，我们公认的现代遗传学创始人，他也是一位博物学家。在今天，我们觉得昆虫学和气象学是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的两个学科，但孟德尔除了是植物学家和昆虫研究者，还是一名气象学家。而且，如果按工作时间跨度来计算，气象学是孟德尔投入时间最多的领域。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富兰克林，实际上也是一位博物学家，他对物理学、数学、气象学、海洋学等都有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探索。所以大家今天看到的博物学，往往更多关注的是我们称之为地质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的这三门学科。还有一些其他学科在进入现代科学之前，也都有这样一个博物学的阶段。

今天我选择讲两位博物学家的故事，一个原因是有很多博物学家都是我们小学科学教材里面涉及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教育重演论的思想和我们生物学上讲的重演，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小学科学教育阶段，博物学的知识可能会占比较大的篇幅，到了更高年级的科学教育里面，才会有更晚出现的一些现代分支科学。

达尔文是我们小学科学教材里有介绍的一位科学家。众所周知，达尔文是一位生物学家，从1838年到1843年，他曾经编撰了一部5卷的巨著，叫《贝格尔号航行期内的动物志》。从1846年到1854年，他花了8年时间专心致志地从事海生甲壳动物藤壶的分类研究。他认为要成为一位科学家、生物学家，一定要在一个门类成为真正的专家，而不是什么都知道。这一点恐怕也是科学家和博物学家的一点区别：博物学家就是不需要追究得太深，就是感兴趣、什么都知道；但是科学家，往往需要在一个领域更加科学地研究。尽管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不像一般的博物学家那么令人喜欢。达尔文曾夸张地说：“研究藤壶研究的都想吐了。”最后，他完成了4部专著，还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的金奖。

同时，达尔文也是一位地质学家，他有几本重要的地质学专著。比如《珊瑚礁的结构与分布》，是达尔文对火山的一些关系深入研究后撰写的。大家知道，珊瑚是动物，珊瑚礁又是动物的一种残存，珊瑚礁的一些形态、特点和地质学是有关联的。达尔文的地质学专著还有《火山岛屿的地质考察》《南美洲的地质考察》等。正因为这些研究工作，达尔文被伦敦地质学会授予了英国地质学界的最高奖励——沃拉顿斯奖章。沃拉顿斯奖章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地方性的奖项，但其实在当时的地质学界，这枚由伦敦地质学会授予的奖章，代表了全球最权威的地质学荣誉。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在地质学和生物学两大学科里，达尔文都站在了最高的顶点上。

尽管达尔文没有研究古生物，但是他对化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在环球考察的过程中，采集了大量的化石，譬如我给大家展示的大地懒和剑齿兽的化石。同时，对南美古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也启发了达尔文对历史上地球生物灭绝现象以及物种可变性的正确理解。我想这源自他观察到的生物多样性的变化，以及一些地质学的变化，比如火山的活动、地震等。因为化石往往承载着时空的差异，通过化石的采集和思考，基于一种博物学的思维，达尔文才创造性地获得了进化论的思想。

我个人把达尔文的思想总结为三部曲。总体上来说，达尔文为整个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世界观，并因此成为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他也是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启蒙家。我们人类科学家很多，但科学家成为思想家的并不是太多。达尔文发表的第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小猎犬号航海记》，也有翻译为《贝格尔号航海记》，这是1939年达尔文出版的作品。通过这样的航海过程，达尔文已经在慢慢酝酿一些关于进化论的思想。所以实际上达尔文在1842年已经写过一个小小的思想提纲了。但他一直等到1859年的时候，才终于出版了举世闻名的《物种起源》。我觉得这是达尔文区别于一般的博物学家，使他成为一个把现代生命科学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伟大学者的特质：直到1859年有了成熟的思想、有了很充足的证据、有了严密的推理之后，他才发表了《物种起源》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巨著。

我把1871年达尔文的另外一本作品认为是他“思想三部曲”的第三部，因为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人类起源的一些观点，包括性选择。大家所熟知的1859年的《物种起源》，原来的题目叫《论依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群的物种起源》，通常我们都把它简称为《物种起源》。但实际上，这本书讲的并不是一个物种是怎么形成的，它的核心思想是自然选择。

《物种起源》的内容包括很多，它有14章，前面还有一个绪论。这14章的内容，涵盖了博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生物学、生态学等，这都是慢慢分化之后的一些现代科学的分支，很多现代科学的分支在当时还处于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

第四章的“自然选择”是本书的一个亮点。我们很多人对《物种起源》或者对达尔文的情况，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很多人都会讲到“适者生存”，我的一位朋友写的地质学教材里面说“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的主要思想，同时我还看到外国一位鸟类学家写的一本书里面也有同样的话，都是错的。这让我感到很诧异，因为这些学者都很博学了，却恰恰对达尔文的核心思想没有搞清楚。

那么《物种起源》的核心知识和思想是什么呢？借着今天介绍两位博物学家的机会，我也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达尔文的主要思想是“生物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自然选择是生物演化的机制，前提条件当然是可以遗传的变异。我以前老开玩笑，我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解实际上都是错误的。理解成“生存斗争”、“物竞天择”，或者“适者生存”，实际上都是不对的。那么，正确的理解是什么呢？最简单的几个字就是“自然选择”。我引用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的华裔进化生物学家龙漫远教授说过的一句话：“虽然在达尔文之前已经有人意识到了演化的存在，但正是他首先以精细的观察和严密的推理，证明了演化事实的存在。”龙漫远教授说的演化就是进化，我们学术界更偏爱用“演化”这个词来翻译“evolution”这个词，因为“进化”有时会引起一定的歧义。也就是说，“evolution”这个概念并不是达尔文发明的，这本书里他没有讲这个，也没有讨论物种是怎么起源的，甚至都没有用“evolution”这个词，但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进化论是达尔文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呢？最重要的是它展现的精细的观察和严密的推理，大家看达尔文的书也会得到这样的认识。

我们知道，一个伟大学者的思想总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在达尔文之前，法国的拉马克是最重要的进化论者，达尔文在自己的书里也给予了拉马克足够的承认。拉马克也认为生物是进化的，但他把机制搞错了，或者说是犯了一种直觉的错误，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很多人还在犯一样的错误。

具体来说，拉马克的主要观点有三个：

第一，他认为生物变异是环境变化所诱发的。生物变异是外部环境变化还是遗传的原因？有人秉持的是基因论，认为都是遗传控制的；也有人认为完全是环境的原因。现在我们知道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对的。但是，拉马克认为是环境变化的原因。

第二，他认为环境变化所诱发的变异是可以遗传的。这个观点总体上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今天观察到的某些环境引起的变异，确实是可以遗传的，只是表现为不太稳定的、少量的遗传，我们通常称之为表观遗传。

第三，他认为简单的生命形式会不断自生并自动向更高级形式发展。他认为生物存在一种来自内部的动力促使其改变，就像人内在的驱动力一样，促使我们变得更好。生物实际上是没有这样一种内在动力的。

我们发现科学有时是违反直觉或者说是反常识的，直觉上觉得拉马克的这几点很有道理，这样的认识比较容易获得，这也是引起很多误解的原因之一。

简单来说，达尔文和拉马克的主要区别是拉马克认为是环境诱导了变异，生物主动地适应环境。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事实证明达尔文是对的，变异是内在的，生物是被动地适应环境。因为后来我们知道了基因和基因系统，这个是很复杂的，但总体来说，生物是被动适应环境的。当然，大家可能会反驳说，生物也有主动适应环境的，它们会迁徙，会做出改变环境的一些事情，但总体来说还是自然选择占主导的。当然，我们人类是一个例外，人类作为一个很特殊的生物学物种，对环境做出了比一般生物主动性强得多的改变，但是对一般的生物而言，对环境更多的是被动地适应。

还有一个有关达尔文的误解。我们通常把达尔文进化论称为达尔文主义，还有一个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政治，不是科学，而前者是科学。达尔文的学说传到中国之后，最朗朗上口的几个字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认为，“物竞天择”还有点接近达尔文的思想，但“适者生存”肯定不是达尔文的主要思想。我再次引用龙漫远教授的一句话：“原本是一种科学理论的演化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化身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口号。”换句话说，就是由于政治或者社会文化的因素，使我们对原本的一种科学理论产生了很多的误解。公众对进化论的常见误区，除了刚开始我讲到的，把达尔文“自然选择为主体”的思想和拉马克的学说混淆之外，还有一些常见的观点，比如认为进化等于适者生存，或者认为进化就是进步。

比如动物树懒，是一种很懒的动物。很懒的动物为什么能活到现在呢？其实，都是自然选择造就的结果。

第一个曲解是关于“适者生存”的。

自从严复先生将进化论引进到中国，“适者生存”这个词逐渐变得广为流传。我这么说，并不是说只是中国人对“适者生存”有误解，实际上不少国外的学者也有这样的误解，“适者生存”简直成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代名词，事实上这是很不准确的。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理解的主动适应，实际上不是一回事。换句话说，我们通常说的适应，适应形势、适应不同的环境，往往说的是一种主动适应，而在生物演化历史上的适应，更多的是一种被动适应的过程，或者说是自然选择，造就了适应。我们看到，一个生物那么完美地适应一个环境，实际上是自然选择造就的结果，而且适应都是相对的，今天适应，明天可能就不适应，换成别的地方可能就不适应，所以它就是有这种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限制，这是生物学上的适应的一个特点。因此，适应是一项特定环境下的综合指标，生物演化是一种综合性能的测试，不是单向的；生物的某一项指标可能不行，但它是一种综合的比试。

社会达尔文主义说的“适者生存”也是强安到达尔文头上的标签。英国哲学家斯宾塞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提出“Survival of Fittest”一词，也就是我们说的“适者生存”。他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学说，片面地理解成了适者生存。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这部著作，一直到第5版的时候才开始借用这个词。因为达尔文当时搞不清楚生物变异的机制，遗传学还没有开始发展，所以有点病急乱投医。生物学界普遍认为，借用“适者生存”这个词对达尔文来说实际上是一个败笔，我们翻译达尔文的著作，往往翻译第1版或第2版更好一点。迫于社会和宗教的压力，达尔文在之后也改写了很多。另外，达尔文是个非常谦逊的学者。书出版之后，有很多人提意见，达尔文就花了很多时间来给他们解答，有时候越描越黑。所以其实达尔文的书《物种起源》，现在大家公认较好的是第1版和第2版，而不是后面的几个版本。

第二个常见的曲解是“生存斗争”。

提到这个词，我们一下子就想到生物之间，一个物种的不同个体或者不同物种之间，是在斗争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生物之间有共存，也有互惠，生物之间有自私也有无私。《物种起源》里面，达尔文说：“我应首先说明，我是在广义与隐喻的意义上使用‘生存斗争’这个名词的，它包含着一个生物对另一个生物的依存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包含着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维系，而且是其能否成功地传宗接代……沙漠边缘的一株植物，委实可以说是为了抗旱求存而斗争，虽然更恰当地说，应当把它称之为植物对水分的依赖。”大家看到，达尔文讲的生存斗争，并不见得是生物和生物之间，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也被他笼统地称为生存斗争。他说：“在这几种彼此相贯通的含义上，为方便计，我使用了‘生存斗争’这一普通的名词。”很多人因为不看原著，所以一讲到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就以为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第三个曲解关于“进化”。

我们专业的学者都喜欢把“evolution”翻译成“演化”，而不太喜欢叫“进化”，因为“进化”一词被用得太多了。所以，进化和演化实际上指的是一回事。维多利亚时代是达尔文进化论诞生与早期发展的重要时期，那时太平盛世的英国社会思想开放，坚信社会的不断进步，所以也比较容易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在当时，达尔文提出生物不是上帝创造的，大家还比较容易接受，但对自然选择却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接受的，这也为“生物演化的不断进步论”埋下了伏笔。然而，《物种起源》一书从未表达或暗示过生物演化是越来越进步。大家去看达尔文的原著，他从来没有说生物演化是生物会变得越来越进步、越来越高级的，这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本质上是不相符合的。达尔文自己也曾经说过：“说一种动物比另外一种动物高级其实是很荒谬的。”

我们知道达尔文的这个进化学说并不是随着达尔文去世就终结了，达尔文去世之后又诞生了现代综合进化学派，或者有人把它称之为“新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学说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动力，实际上是遗传学的发展，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博物学家孟德尔，是他开启了现代遗传学，包括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

遗传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遗传学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数学的加入，也就是统计遗传学。当时这个领域有很多著名的学者，比如美国的摩尔根。

那么，遗传学的发展给进化论带来了哪些进步和促进呢？下面的内容我参考了一些权威的演化学者的观点。

第一，它解释了达尔文所无法理解的变异的机理问题，达尔文知道有遗传这件事，但是不知道是怎么遗传的。遗传学实际上是在达尔文的基础上的，丰富了达尔文的学说。

第二，它提出“演化发生的随机性”这一重要概念，点明进化中存在的很多偶然性。我们人似乎有这样的特点，都很喜欢找到事物间必然的联系。我们过去都喜欢认为生物的演化和世间万物之间一样，一定要有个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那么，现代综合进化学派的诞生，除了自然选择和遗传学，我们古生物学家也起了一定的贡献。这个不是我们古生物学家自己说的，是其他更有名的学者总结的，哪怕古生物学的贡献只排在第三的位置，我自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作出贡献的古生物学家，是来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GG.辛普森。他是研究古哺乳动物的，图中呈现了他写的这本书。所以说自然选择、遗传学和古生物学的结合，奠定了现代综合进化学派的诞生。这个学派诞生之后，尽管受到了一些挑战，它的主要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苏联时期，李森科否定经典遗传学，推崇拉马克。他和另外一个苏联科学家米邱林都推崇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片面强调环境作用，使得苏联的遗传学倒退了几十年。在苏联时期，这种错误的理论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一个损失，这是政治对科学产生不好影响的一个很经典的案例。我不是要讲这段历史，我想讲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受苏联的影响比较大，我们的遗传学教材好多也用了苏联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学苏联老大哥。然而，我看过袁隆平先生的传记，苏联科学家的遗传思想，袁隆平先生是不太相信的。袁隆平先生也是我们教材里介绍了的科学家人物，我本人也很荣幸，在全国政协和袁隆平先生在一个组，曾有幸共事过几年。尽管他来开会的时候讲话不太多，开会的次数也不算太多。但是在袁隆平先生的传记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袁隆平先生不太相信苏联科学家的这种遗传学思想。他有很强烈的质疑精神，所以通过自己看书，以及来北京找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请教，他更坚信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所以最终在杂交水稻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所以，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除了有勤奋观察、实事求是的精神，还有很强的质疑精神。

大家看到的这本书《博物学家》，是威尔逊的传记，威尔逊更愿意被称为博物学家。

威尔逊先生在2021年底的时候去世，2022年我还专门做过一个报告，来介绍爱德华·威尔逊的知识遗产。作为一位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威尔逊先生去世之后，包括《自然杂志》《科学杂志》《美国科学院院报》都做了介绍，特别是在《美国科学院院报》的介绍中，就称威尔逊为“naturalist”，给了他的一个头衔，就叫博物学家。

除此之外，包括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BBC、美联社等很多全世界的知名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媒体报道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去世。威尔逊一辈子有很多的名号，很多人把他称为“达尔文的传人”、“当代达尔文”、“20世纪的达尔文”，同时也有人把它称为“蚁人”，因为他是研究蚂蚁出身的。这个蚂蚁研究专家，也是博物学家。其实，在我看来，在科学上威尔逊最重要的贡献是社会生物学，所以他也是公认的社会生物学之父。同时，因为他对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推动，有时他也被人称为生物多样性之父。1996年，他曾经被《时代》杂志评为25位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人之一。《自然杂志》曾经评论：他不仅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大师，还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威尔逊先生曾经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克拉夫德奖、泰勒环境成就奖、世界自然基金会金质奖章等奖项，更有趣的是，他还曾获得两届普利策奖。大家都知道普利策奖是奖励作家的。这是我自己对他的总结：他是一个工作狂，著作等身。我们经常形容一个人著作等身，而威尔逊是一个真正著作等身的人，虽然我没有量过，但是我估计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做到。他的性格又是一位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人，对很多人都是如此。同时，他又是一位产生过一定争议的人物。

威尔逊是从研究蚂蚁开始的科学生涯，1955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自传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们的科学教育很重要，他说：“每个孩子都有一段喜爱昆虫的时光，而我始终没有从中走出来。”意思是我们孩提时代的这种经历，实际上对人的一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威尔逊的第一项科学贡献“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跨界的。生物地理学属于地球科学领域，但他研究的是生物，所以他通过和另外一位学者的合作，建立了岛屿生物地理学的理论，同时成为现代保护生物学的基础，也推动了景观生态学的发展。正因为“岛屿生物地理学的理论”这一重要贡献，威尔逊在40岁的时候就当选了美国科学院的院士，40岁能选上美国科学院院士还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威尔逊也是出名很早。

同时，他又是一位很好的、非常优秀的作家，发表了很多的著作，比如《昆虫社会》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这也给了他激励，他后来的《蚂蚁》以及《蚂蚁之旅》，都非常畅销。

他还有两部虚构的、艺术类的作品，一部叫《蚁丘》，一部叫《蚂蚁的故事》。

威尔逊最重要的，也是引起争议最多的贡献是《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提出之后，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成了新达尔文主义。这是一个综合学说，实际上是把自然选择和遗传学、古生物学等不同学科的成果综合起来。

Sociobiology这本书，在1975年发表之后，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这个争议主要不是在科学学术界，而是在科学学术界之外。最主要引起争议的是书的最后一章，叫MAN：FROM SOCIOBIOLOGY TO SOCIOLOGY，就是将社会生物学发展到了社会学。这章里有一段话：“人类的许多社会行为（包括侵略性、自私性，乃至于性爱、道德伦理和宗教等方面），都是源于对物种的生存有益，因此通过自然选择筛选、保留而演化出来的，这跟其他生物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换句话说，威尔逊第一次把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纳入生物学的范畴。这个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是不被接受的，大多数人觉得人类是高于其他生物的，位于生物演化最顶端的位置。

其中很奇怪的是，反对他的意见也包括了学术界很著名的人物，比如克拉福德奖的得主、纽约书评专栏专家Richard Lewontin，和著名的遗传学家、间断平衡理论的提出者、古生物学家、著名的科普作家Stephen.J.Gould。这两位哈佛的同行都跟他过不去，所以威尔逊自己说：“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不喜欢人性具有任何遗传基础的思想。”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个人性的话题，大家都觉得人性是后天的结果，实际上不是的。威尔逊告诉大家的是，人性既有生物学、遗传学的基础在里面，也有后天的教育和文化的影响。

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小事件，在威尔逊提出这个观点之后，一些青年学者对此很反感，在1978年美国科学促进会邀请他去做大会演讲的时候，他被贴上了种族主义和优生学的标签。一位年轻女士拿了一罐冰水从他背后浇到他的头上，还说了一句“Wilson，you are all wet”。这句话一语双关，“you are all wet”是“湿了”的意思，同时也是“你全错了”的意思。这一小事件，实际上就是他的观点在当时引发一些人不满的一种表现。威尔逊自己曾说过：“20世纪70年代初本书出版的时候，是一个激烈的政治争论时期，其中大部分与越南战争、民权和对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有关。”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有点像苏联之前的米邱林、李森科事件。当时的政治背景，对威尔逊提出的社会生物学的学说来说，实际上是比较严酷的。但是好在科学终究是科学，他的学说在科学界很快就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了。前面两位反对的学者尽管在各自的领域名气很大，但是我相信，他们反对威尔逊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1995年，《社会生物学》被国际动物行为学会评选为继达尔文著作之后，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动物行为学著作。今天我们会看到很多，比如“natural”“human behavior”“自然人类行为”等等，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学科了。但在威尔逊刚提出这一理论的时候，却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很难想象，这也就几十年间发生的事情。

威尔逊的另外一项科学的贡献，我觉得是他提倡科学与人文的知识融通。比如他有一本书叫《论人性》，研究了真正基于进化论对人类行为所作的解释必定会给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带来的影响。这本书在社会生物学引发争议的背景下，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讨论了人类的各种行为。

当然，这方面的研究，在西方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尽管常常会引发一些争议。同时，他也建立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解释了人性的产生和本质。他认为，文化来自基因，并且永远具有基因的痕迹。这时候我们大家通常会讨论遗传与环境、基因与文化这样的一些关系。他的观点我是比较认同的。他认为文化一定会受到基因遗传的影响，我们不要回避这样的问题。这本书也涵盖了广阔的知识领域，包括物理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宗教、伦理与艺术等等。所以，他力图建立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当然这是很难的，他自己也知道很难，实际上这样的体系到今天也没能建起来，他人已经去世了。但是我觉得这一点不影响他的伟大的努力。

在《创造的本源》一书中，他说：“人文诞生于符号化语言。而人类仅凭借符号化语言这一种能力，就将人类自身和其他物种鲜明地区分出来。语言与大脑结构共同进化，将人类思想从动物大脑中解放出来，拥有了创造力，并由此进入不受时空限制的想象世界之中。人文与语言起源和演化的重要节点，从食植物到食肉的适应性转化、狩猎、火的使用与制造工具，及至围着篝火烤肉及夜话时的‘扯闲篇’和‘讲故事’。”这个“扯闲篇”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八卦，这也是人性的基本点。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八卦，都喜欢听故事，其实这都是有原因的。

威尔逊个人提出了五大学科，他把古生物学升为这个五大学科之一，其余四大学科为人类学、心理学、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五大学科的大融合，是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石，是人文忠贞不贰的盟友。他的观点是这样的，但人文学科的学者是不是也认同这样的观点，那不一定。美国学者斯诺曾经提出了“第三种文化”，认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一种隔阂。他企图把这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爱德华·威尔逊就是这样一位为此作出努力的学者。

威尔逊说《创世记》是他写过的最重要的书。在这本书里面，他说：“事关人类处境的一切哲学问题，归根到底，只有三个：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最终到哪里去？要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前两个问题有准确的把握。”作为一个古生物学家，我当然很认同他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要讨论我们人要向哪儿去，首先你要把前面两件事搞清楚：我们从哪来的？我们是谁？威尔逊说，“生命演化史上的大的转变包括：生命的起源、复杂细胞的出现、有性繁殖的出现、多细胞生物体的出现、社会的起源、语言的起源。”因为威尔逊研究蚂蚁，研究这种社会性的动物，而人类也是社会性的动物，社会性的动物和独居的动物在行为方式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他认为：“在生物演化史上，每一次从较低的生物组织水平迈向更高的生物组织水平，都离不开利他主义。”什么叫利他主义？我们经常对达尔文有误解，就觉得生物都是残酷斗争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生物之间也有共存，有合作，甚至很多社会性的动物里面，有一种无私的行为。利他就是牺牲自己，就是我们文化的语境里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关于威尔逊提出来的这个三大哲学命题之一的“我们从哪来？”我觉得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已经给出了很好的回答，这也是我研究古生物学的依靠。我们相信地球46亿年，生物至少有35亿年或者38亿年的历史在里面，我们知道人类是来自其他生命。

最新的科学进展，从现代分子生物学运用到古DNA领域的研究证据，我们对人类的起源有了更深的了解。

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历史上第一次授予了进化生物学奖，他是一位德国学者，他的一位学生就在我们研究所做科学研究。他的研究团队通过研究古DNA，揭示了人类起源的一些关键步骤。

威尔逊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是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大家知道，生物多样性是认识生态系统的一个基础。

威尔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在一本叫《亲生命性》的书中提出的概念：“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物学的需要，即融入大自然，并与其他生命形式相关联。”因为万物是相连的，一开始从达尔文时我们就知道万物共祖，我们都是亲戚，威尔逊又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提出了这种概念。这个概念完全可以专门做一个报告来讲，今天就不展开了。

威尔逊还建立了“生物多样性的基金会”，出版了《生命百科全书》等。他甚至在2016年写了一本书，叫《半个地球：人类家园的生存之战》。他认为，当今世界对地球环境的破坏触目惊心，他建议应该把半个地球留出来，先不要开发它。当然，这个都是很理想化的，完全做不到的。他说：“每一个物种本身都是一个奇迹，是值得我们拜读的漫长而精彩的史话，是经过数千万年的挣扎最终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赢家，是最优中的最优者，是其所生存的自然栖息地中身怀绝技的专家。就像我们人类一样，它们掌握着所处生态系统中生存的独门绝技。”这个人很有诗意。

从地质学、古生物学的角度，我们也知道地球历史上曾经有过5次大的灭绝事件，其中最大的一次灭绝事件发生在2.5亿年前，记载这次事件的一个时间节点，或者叫古生代和中生代的2.52亿年的金钉子，就在我们湖州的长兴。目前，人们关心的是，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是不是已经发生，还是危言耸听？科学界通过《自然科学》《美国科学院院报》等很多杂志的文章告诉我们，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很多物种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已经灭绝，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这种灭绝一直在加速。另外，它们的栖息地也在减少，等等。

因为今天讲的是两位博物学家的故事，他们自己也很乐意把他们称为博物学家，尽管威尔逊是一位生物学家，头衔也很多，他却愿意自称为博物学家。他们有以下的共同点。

第一，两位大博物学家的研究领域都从生物延伸到人类，并引起过争议，影响力也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两位大博物学家从生物学起步，当然威尔逊在地质学也涉及一部分，都是曾经引起过争议的，但是最后都在学术界得到了巨大的认可。

第二，他们都是意志坚定、细心观察的博物学家，基于野外考察的生物地理学研究，是发表过诸多作品的优雅的作家。

第三，他们都在学习思考的过程中，改变了对宗教的信仰。他们生活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都有很强的宗教背景，特别达尔文的太太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还有更重要一点，他们都拥有很强烈的好奇心。

我曾经在比较两位伟大学者的时候说：“他们既然那么伟大，为什么还会引起争议呢？”

我认为达尔文揭示了人类的“卑微”身世。人有一个特点，都喜欢炫耀祖上的光荣。但是一说我们的祖先是猴子（当然不是猴子，是古猿），大家都觉得接受不了。说人类是从非洲来的，大家就觉得“为什么不从我们这个地方来？”好像也接受不了，但科学就是科学。

我认为威尔逊揭示了人类天性的一种“卑微”基础。过去的很多人文学者，要把人和动物尽量区分开来，但威尔逊认为我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要分得太远，所以我们人类的很多行为都是有生物学基础的。当然，从科学上，还有就生物多样性而言，大家都关注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州安吉提出了“两山理论”，中国对环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特别重视。

我认为，达尔文的贡献揭示了生物多样性的形成和机制。换言之，没有进化论和自然选择学说，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地球三十几亿年的生物多样性的演变。我认为，威尔逊的贡献是他提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逻辑的基础，就是亲生命性这样一种基础，我们人类都有亲近这个生命世界、自然世界的需要。尽管从严谨的科学上我们并没有找到证据来支持他的这种假说，但是直觉告诉我好像还是很有道理的。